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

2016年，刚刚成年、考上大学的19岁男孩于传江因为年轻气盛、打架斗殴，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，缓刑一年。

虽然没有造成恶劣的死伤后果，但因为一时的冲动，不但伤害到别人，也让自己刚刚实现的“大学梦”转眼落空，于传江心中满是自责和迷茫。缓刑的一年里，他不敢主动跟别人说话，反复想着自己的过失犯罪，用不断的反省填满服刑生活，借此感到一丝微弱的心安。

好不容易捱过一年，于传江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回到正轨，开始认真经营自己20岁的人生。既然大学梦碎，那就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，以后攒够了钱结婚生子，陪伴父母，做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，过好平静、简单的生活。

但重新进入人海，找工作、过日子时，于传江才发现，法律规定的“10个月”“1年”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度过，但“前科记录”却是一把永远不会有人为他解开的镣铐，无时无刻，如影随形。

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。因为“警企联手”，他成了“过街老鼠”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接纳一名有前科的职员；即使只是想付出体力劳动，送外卖、做保安，也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，无法通过背景审查。

于传江觉得，出狱之后，惩罚才真正开始。

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、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，提交了设立“前科消灭制度”的提案。这份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，也给了迷茫中的于传江一丝微弱的曙光。

僵 局

疫情期间，于传江所在的食品运输公司进行了裁员。

几乎没什么“悬念”，于传江成为毫无理由、毫无根据下岗的第一批。“其实都已经习惯了”，于传江说，从缓刑期满的2017年至今，即使他再努力表现、拼命干活，那些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都几乎最多维持一个月就会被辞退，甚至拖欠的工资也不好要。因为只要有使用身份证的场合、只要有民警上门的调查，他总会被带走盘问一番。

“有一阵子我在工地工作，警察过来查身份证，查到我之后，单独留下我，呵斥、问责，旁边的工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警察走后，就有工友问我‘你之前做什么坏事了？诶什么警察天天找你？’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！”

找不到工作，只是于传江们面临的诸多困境之一。更多的麻烦是平日里如影随形的“盘查”。

“去超市、去医院、坐火车，只要是刷身份证的地方，我的身份证都会响。只要一响，立马就有警察过来把我带走，盘问我：以前犯过什么事？哪年犯的？现在住哪里？要去哪？”不仅如此，警察还会要求于传江留下身边亲属的电话号码。

于传江咨询了律师，也上网搜索了相关资料，知道自己的犯罪记录一辈子都消不掉了，还会影响家人和子女的职业选择，他觉得“自己就是个祸害，还不如一死了之”，更不想结婚生子，怕连累家人。

“我不是魔鬼，也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，只不过因为年少轻狂犯了错，我已经付出了代价，可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？”

同样因为年轻气盛，有过打架斗殴经历，被留下“前科”的准爸爸齐凌，已经无力发出这样的诘问了。从找不到工作、温饱难以解决，到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歧视，如今，面对即将临盆的妻子，他几乎没有一丝准爸爸的喜悦。

“我很愧疚，也非常担忧孩子的未来。因为我的过失，他/她还没出生，就被剥夺了从事很多职业的可能，在我们小城市，说不定一直会因为有我这个爸爸而抬不起头来。”

齐凌形容自己是在“苟活”，虽然他才刚刚度过30岁生日，但每天浑浑噩噩地度过，一次又一次机械地接受排查、忍受歧视，人生的灰暗仿佛已经可以一眼望到头。

即将到来的新生命久违地刺痛了他的神经。听到记者描述的朱征夫委员提交的设立“前科消灭”的提案，他的声音第一次明亮起来：“那我的孩子，就可以不被我影响了吗？”

额外的惩罚

不仅是“株连”未出世的孩子，在朱征夫看来，“前科记录”对轻罪、微罪、过失罪的刑满释放人员来说，可以算是“额外的惩罚”了。

朱征夫本次提案的缘起，便是一名与于传江、齐凌同样遭遇的“前科”人员的来信。

“前科报告”制度本是起到威慑再次犯罪、重犯量刑参考的作用，但“前科”带来的歧视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：出狱之后因为有前科记录，始终没法找到工作，家里人也跟着受牵连。因为始终无法正常地融入社会、重新工作，甚至温饱都成问题，便更加仇视社会，选择再次犯罪，仿佛“在外面没法活，到了里面才能活”一样。

“判决书履行之后，无论犯了什么罪，被限制自由、剥夺财产、剥夺附加权利，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是‘扯平’了，正义已经在判决书的旅行当中得到了实现。如果说再有一个“前科记录”，全国范围随时可查，对其进行额外的处罚，就不太公平了。”

所以，适时设立和构建覆盖成年人和所有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，既是收回这些影响负面的“额外惩罚”，也是能够体现了刑事政策轻缓化、人性化司法理念，反映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。

而放眼国际，“前科消灭制度”已在很多国家得到承认，虽然称谓、条件各有不同，但其实质和内涵都大致相同：帮助真心悔过的前科者消除前科记录的不良影响，使其能够重返社会。

比如，法国是“前科消灭”制度的起源地。早在1994 年，便在新刑法典中专门以特定的章节对“前科消灭”制度做出规定，只针对法院判处刑罚较轻的犯罪人。

同时，法国也特别规定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“前科消灭”制度：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，在其达到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，或在法院的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经过 3 年，以申请、审核的方式，法院可以决定消灭行为人的前科和档案记录。

俄罗斯的“前科消灭”制度是被公认最全面、最彻底的一种制度形式。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》中规定，如果行为人被法院免除了刑事处罚，其可以被当做未曾有过前科的人。

同时，俄罗斯还规定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消除其前科记录，无论所犯罪行的大小，只要真心改过、严格审核，都将拥有“重新做人”的权利，这种“消除”是彻底的、不留任何痕迹的。

日本、韩国、英国的“前科消灭”制度较之法国、俄罗斯则更为严格。

日本规定，行为人在一定时间段后如果没有被处以罚金以上的刑罚处罚，才可以申请适用“前科消灭”制度；韩国规定，行为人被判处劳役或者有期徒刑的刑罚，在服刑结束后，要将被害人的损失予以弥补，在7 年之后，法院可以宣告原来的判决不再发生效力；英国法律规定最为严格，如果一个人被法院判处 30 个月以上的刑事处罚或者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能适用“前科消灭”制度的规定。

除此之外，许多国家也对“前科消灭”制度的适用范围做了特殊的限制性规定，比如法国、英国、匈牙利、加拿大等国家的法律中就有“性犯罪的行为人不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”的规定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充分考虑国情，建立“综合考虑罪名、刑期、时效性、服刑期间及服刑完毕之后一定时期内的表现等因素，经特定审核程序后宣告消灭”的“前科消灭”制度，有现实的需求、可以借鉴的经验，也符合人性化的要求。

道阻且长

虽然“前科消灭”制度的设立具有一定的现实、法理基础，但面对“前科”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普通人还是表达了不同方向的不解和担忧。

比如：“前科消灭”是彻底的记录抹除吗？在职业选择上，真的要一律不允许“背景调查”吗？或者，设立了“前科消灭”制度，会不会让犯罪成本变低，让重复犯罪变得容易？

对于第一种担忧，朱征夫认为，所谓“前科消灭”不是真的彻底消灭，而是只让办案机关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来掌握，对社会不予公开。一个人犯了罪，刑满释放以后，在一定期限内没有重新犯罪，并且有良好的表现，经过严格的审查，就可以把他的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。

在适用的范围上，以轻罪、微罪、过失犯罪为主，比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如果这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出狱，过了五年还没有再次犯罪，就可以考虑把他的前科记录消灭。

至于求职时的“背景调查”，也不是所有的职业都要“一刀切”地既往不咎。有一些特定的职业，比如涉及到幼儿园孩子的教育，可以查一查老师有没有相关的不良记录，比如性侵；比如收养孩子，是否有不良的恶习，可以查一查。

但是涉及到普通的工作，还是得尽量给予平等的待遇，特别是有些工作可能就是需要技术、体力的，并没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要求――当然对人品的要求所有工作都需要，但那些主要利用劳力、技能的工作，“我认为应该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。”

而对于公众的第二种担忧，朱征夫认为，现实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在现行的前科制度下，“前科记录”带来的威慑力也并不理想，有前科、想要“重犯”的人，无论制度如何，依然还有重犯的可能性；同理，如果替换成“前科消灭制度”，引发重犯，也不能说是制度的原因。

无论消灭与否，有心重犯的人都不会在意这个“案底”。但“前科消灭制度”的建立，却是能够让真心改过、真正需要这个机会的人好好利用，重新做人，重新融入社会，回到正常的生活中。

于传江太想要这个机会了。“我太希望国家能出个政策，像我们这些轻罪、微罪，一时年轻气盛的人，能有一个前科消灭制度。让我们能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权利。我只想认认真真地上班，好好地挣钱，这一辈子都再也不敢犯法了。这个犯罪记录前科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噩梦啊！”

从提出建议，到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，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，都要走上一段极为漫长的路。但“提出来”，就是可能改变的开始。

通过网络，于传江和许多同样因轻罪、微罪、过失罪有了“前科”的人们建立了联系，他们分享这则消息，每天互相鼓励着，无论现实多困窘，都“一定要走正路，一定要认真生活”，一起等待“无期徒刑”结束的那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