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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pixabay

文 | 辛颖 信娜

编辑 | 王小

进入7月，武汉协和医院的肿瘤科床位已经爆满，患者住院需要排队，疫情的影响正在淡去，医院又像以前一样忙碌，但前几个月的亏损已经难以弥补了。

2020年7月7日，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，1月―4月，全国公立医院就诊人次，比去年同期减少2.7亿。往日最为拥挤的三级医院受影响也最大，诊疗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1.6亿。

病人减少，医院的整体收入也随之下降，“今年的绩效工资可能只有同期的三分之二。”西南某地级市二甲医院副院长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其实医院从前几年就已经开始面临收入压力，只不过疫情后，压力更大了。

回想4月工资卡上收到的几百元，一位武汉三甲医院医生感慨那不能算是绩效工资，只是辛苦费。受疫情影响，4月医院恢复门诊之初，病人一直不多，每天都很清闲。

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都由两部分构成，财政拨款支付的是基本工资，绩效工资部分则由所在医院自己承担。如安徽淮南某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基本工资是2002元，加上科室的奖金和绩效，约5000元-6000元，各科室因收入不同，标准也不同。

有同样压力的公立医院不在少数。2020年7月1日，国家卫健委通报《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》，2398家三级公立医院有22.65%收支结余为负数，约三分之一的医院资产负债率大于50%。

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这次考核中暴露出了公立医院在经济管理指标上的一些短板，比如盲目扩张、管理粗放、负债多、人员费用占总支出不高等，因此启动专项行动。

7月1日，国家卫健委主导的“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”启动，为期一年，指出医院的发展模式要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、管理模式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。

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王枭冶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疫情暴露出医院管理的一些问题，让一些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。

重重压力下，公立医院将如何挺过“紧日子”？

武汉医院，阴霾渐散

医生黄东（化名），在武汉市最忙的三甲医院之一工作，整个华东地区的患者常到此求医。“现在除了外地来看病的比较少，其他基本恢复到了同期的水平。”黄东说。

在疫情刚刚稳定的4月，医生比患者还多，成为“特殊”时期同行之间的自我调侃。即便领导抓的很紧，黄东所在科室总工作量只有去年同期的30%。全科室医生的营业收入只有几万元，这在往年只是一个医生的工作量。

那时黄东每天要在线上工作群里，汇报接诊病人数量等工作细节，病人数量少的科室汇报起来感觉压力很大。提升收入迫在眉睫。

令黄东大失所望的是，之前业内有一个预测，武汉医院将有全面“报复性”反弹，但这没有在预期时段发生。原因一是患者都避免去医院，二是去看病太麻烦，入门诊大门既要测体温，还要登记各种信息。如果住院，还得提供两次核酸、CT等检测结果。

因为担心CT室感染风险大，就连黄东的亲戚到医院看病时都问他：“能不能不做CT，那都是新冠病人，会不会被传染？”

来医院做核酸、抗体和CT检测的人多了，但是消化内科、耳鼻喉科、中医理疗等科室门可罗雀，只有像心血管、肾透析这类没办法拖延的病人才不得不来医院。

黄东所在医院的另一科室约百张床位，在5月只有不到十位病人，也是因为要避免传染风险，一些检测项目还没开放。如内镜检查，科室有八个镜子，以前每天可做300多人次的内镜检查，减少到每天只做八个人，做完以后立即送去消毒。

黄东理解医院和科室的难处，2月份全院都没有收入，医院仍按照去年12月标准发放了工资。

武汉另一家三甲医院管理人员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“我们前三个月，同期收入减少了五个亿，但绩效支出并没有减少。”

一位武汉卫健系统知情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这家武汉三甲医院一个月的绩效工资大约花费6000万元。如果以三个月计算，在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，医院共支出约1.8亿元绩效工资。

不仅在武汉，全国的医院在一季度都受到影响。根据广州艾力彼特在3月的一项医院调查显示，在疫情期间，94.1%的医院出现现金流的同比下降，其中76.6%的医院下降幅度超过20%。有88.6%的医院存在资金压力，其中压力非常大的医院占比21.7%。此次调查316份问卷覆盖26个省市，其中公立医院204家。

好在疫情的影响正逐渐在消退，安徽省一家三甲医院的胃肠镜检查项目遇到病人反弹。其消化内科主任医生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以前胃肠镜加起来也就20人左右，4月、5月每天有40人―50人。

自5月5日起，北京市医院放开门诊、住院限制。“第一天挂号就爆满了”。北京一家三甲专科医院医生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“后面的收入情况不担心，但是前几个月的亏损也不能补回来，因为平时医院就是满负荷运转，没有提升的空间了。”

5月15日，国家卫健委介绍，目前全国医疗服务整体上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5%，部分地区已经完全恢复。

大医院先恢复

一些医疗机构早已存在的难题，随着疫情的平复又浮出水面。

广州市越秀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收入下滑早已开始，该中心骨干医师张华（化名）从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没有了绩效工资，奖金也全无 ，“今年前4个月诊疗收入减少不止一半，更难了”。张华说。

该中心一名治疗师月收入超过1万元，其中基本工资只有3000元―4000元，余者皆来自绩效。医院营收下降，员工工资只能靠吃医院的“老本”来维持，这时拼的是谁的家底厚，支撑的时间久。

张华在越秀区的一个医生群中不时看到有人离职的讯息，“另一家社区中心的四层病区直接关停两层，医护人员都走了”。

陕西省咸阳市妇幼保健院因业务严重萎缩，裁员计划在2019年11月就已制定，因疫情延后到2020年4月执行，一次性裁员40名编外医护人员，将原来十多个科室和病区，最终合并为四个门诊。虽然之后，咸阳市卫健委调查认定，此次裁员违反相关法律。这批医护人员最终收到返岗通知，但这家保健院未来如何盈利还是一个问题。

随着疫情的平复，医院的日常诊疗逐步恢复，最先缓过气来的还是知名大医院。“我们是县里的龙头医院，其他的医院门诊量没有我们恢复得快。”一位河南省三甲医院副院长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因疫情，人们往来各地非常谨慎，依靠外省患者的医院，日子会不如以前滋润。正常时段，北京的三级医院中，外来病人约能占到三分之一，如天坛医院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等，外地病人比例更高。

一位河北患者年前就预约在北京301医院做肿瘤切除手术，因疫情多次推迟。直到5月初，他第三次接到北京301医院通知，先在当地做基础的身体检查和核酸检测，到301之后再做一次核酸，可不用隔离直接就医。

猝不及防，新一轮疫情在6月又悄悄潜入北京。自6月11日北京出现首例本地新增确诊患者后，6月16日北京市将急响应级别由三级升至二级，医院的防疫措施也随之升温。

“5月放开后，患者量很快恢复往日水平，但现在又开始限制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要谨慎。”北京肿瘤医院一位医生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好在这轮新疫情很快得到控制，至7月3日，北京市当天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而今年秋冬疫情是否会再次出现？医院开始思考防疫常态化下的发展模式。

“成本再压缩一些”

既然要过“紧日子”，就得从省钱开始。

湖南省脑科医院的库房里一下子多了十几台打印机，院长王枭冶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这都是“省”出来的。疫情导致医院2月份收入直接腰斩，一季度减少20%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医院全面实施无纸化办公，大家干脆把打印机退回来了，闲置在库房里。

可这样的方案并不适合所有医院，上述二甲医院副院长就遇到难题，“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无纸化办公，但这样又要新买很多电子设备，也需要资金。最后算了一下，还是用纸办公更省钱。

医院必备的水、电、氧气消耗也是省钱的重点环节。湖南省脑科医院调查了每一楼层近三年的用电情况，制定新的节能方案，把用电开关划分为红绿蓝三个颜色，按不同标准管理。“类似的方案以前就有，但一直都没有严格执行过，尤其是公共区域没人省电。疫情凸出了成本问题，4月份的电费就直接降低10%”。王枭冶说。

医院的需求已经受到关注，解决方案被直接送上门。“有一些公司会主动找到医院，说可以帮我们节约用电。比如医院去年电费50万元，他们的方案就是医院给公司支付40万元，然后公司通过一些措施把医院的用电量降下来。”上述二甲医院副院长说。

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被接受，“很纠结。如果和这个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，电器、照明的使用万一不能让患者满意，是不是得不偿失？”这位副院长坦言，其实这几年，内部也一直在推行精细化管理，比如换用节能灯，但是现在还是想把成本再压缩一些。

从行政挖钱补给医护人员也是方案之一。王枭冶将行政经费直接砍掉六成，裁撤了行政部门的五名卫生员。“这省几十万、那省几十万，凑一凑就几百万，尽量补医护人员的收入。”

为节省开支，上述河南三甲医院副院长还取消了医院新一年的大型设备采购，基建项目招标暂停，“但这样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，没有及时更新设备，医院在接下来几年的竞争力是下降的，最终影响的还是收入”。

医院将压力也传导给上游企业，比如，拖延回款周期。“有些医院现金流出现问题只能拖欠药品、器械供应商的钱，于是医院欠款压力最终转给了企业消化，(企业)也可能是裁员。”上述河南三甲医院副院长说。

现金紧张，可从上述医院问卷调差窥视一角，有50%的医院现有资金支撑不够两个月，其中24.4%的医院现有资金只能支撑一个月。这其中，公立医院中，现金流可以支撑2个月以下的，占公立医院调查问卷比重的45.1%。

医院也得突出“特色”

节流不是长远之计，“开源”才是对公立医院真正的考验。

虽然收入压力出现，但是多地医生表示并没有过度开药、多做检查的空间，“医保现在检查非常严，不合理用药、检查都不行，医生都已经非常适应在这样的标准下诊疗。”一位河南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王枭冶认为，疫情暴露出医院管理的一些问题，让一些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。

如降低药品、耗材占比的需求，在疫情期间就尤其迫切。按现有医保政策，一名患者在看病中，医院提供的技术服务费占比越高，能转化为医院收入的部分就越高，“药品、耗材的使用医院是不赚钱的，所以我们尽可能往下压。”王枭冶说。

上述二甲医院副院长也想转变经营思路，把门诊收入提高，“住院的话，会占用医保额度，可提高收入的空间不大，要努力做一些有专科特色的门诊”。

“特色”做起来并不容易，这家二甲医院所在的地级市已经有5家三级医院，留给他的空间有限。

“我们希望做大门诊，摆脱对医保的依赖，这几年都在探索做老年病专科，但还没有做起来。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老年患者，是需要常年服药，但这些药还是得依赖医保。”上述二甲医院副院长说。

作为一家三甲医院，湖南省脑科医院也在调整结构，以做强“特色”吸引患者。“我们已经把几个科室都在诊疗的抑郁症整合到一个中心，提高效率。在另一个优势领域，脑卒中治疗上加大宣传，希望把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从早期开始管理，这种管理在之前几乎是空白”。王枭冶说。

（实习生朱贺对此文亦有贡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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